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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歷史上的第一個女道班班長
巴西今年92歲。她的退休工資是10600多元，每月交納黨費155元，而且每次都是她親自去繳。如果自己不在拉薩才請組長幫著繳，只要人在拉薩就必須自己到離家3公里外的昌都駐拉薩辦事處退休黨支部交納黨費，女兒說你年紀大了，可以轉紅包嘛。老人說“不！我入黨時，就在心里發過誓，這是自己必須親自做的，別人不能代勞，我心里才安然。”
她是西藏歷史上的第一個女道班班長，是西藏自治區第二屆黨代會代表，1979年被授予全國“三八”紅旗手稱號。但是，那次她去拉薩參加頒獎會的時候，通麥發生大塌方，作為“公路人”的她也只得放棄公路，用古老的溜索橋渡到江那邊。老人告訴我們：“溜索為兩根纜索相對架設。雙根纜索一頭高、一頭低，由高岸向低岸滑，一溜而過，牲畜和貨物過溜索，用皮繩捆牢，掛在纜索上，由岸上人拉拽繩索拖動。若人渡河，則設一簍斗，人坐其中。記得我們是兩人坐一簍，耳旁是呼呼的風聲和怒吼的水聲，別的什么也記不清，但是我一點也不害怕！”
她的勇敢和大膽，來自貧困的出生，來自生活的逼迫。
巴西是1933年生人，家里太窮，從小父母雙雙病亡。作為家中老大，她必須承擔起一切責任。
她家里原有11畝地，要養活5個兄弟姐妹，加上領主的盤剝，日子可以說“見天愁三分”。
“領主是怎么剝削你們的？”
“說來令人心酸，第一我們沒有自己的土地，只能租用別人的地種田；第二，我們生活貧困，口糧不夠，所以留不下種子糧。每年春天，只能向領主借用種子。這樣一來，我們就失去了一切主動——因為種子是領主的，地是領主的，自己什么都沒有。到了秋天，如果收成好，領主要拿走一半糧食，如果收成不好，則全部被他據為己有，我們只有要飯一條路走了！”
解放軍初來西藏時，謠言很多，說他們“吃人”，村里人都跑了，讓她一個人守護圓根地。她在路邊偷偷看，聞到他們身上一種特殊的氣味，“現在想起來應該是香皂味。他們從不惹人，規規矩矩。”時間長了，“老鄉，老鄉”地叫，慢慢就開始接觸了，“我把圓根拔出來讓他們吃。他們很客氣，也不吃。我才知道他們是我們窮人自己的隊伍。”
一切顧慮打消后，巴西老人于1958年在昌都參加房建隊的工作，1961年調到剛成立的昌都水泥廠工作。中間回去過一次，幫家里干活。“但我非常喜歡革命工作，1964年元月8日，又回到革命隊伍中來，這次是到江達養護段第15道班工作，想著自己打小吃不飽穿不暖，而我們江達縣又是進軍西藏第一縣，我們一定要起模范帶頭作用，一定要好好工作。從此再也沒有離開交通崗位，離開我心愛的公路，直到退休。我當了10年班長，也是當時西藏第一個女道班班長，我為此而感到驕傲。”
老人說：領導是很了解我的，其他人剛參加工作的工資是26.06元，我因為干活賣力，剛參加工作工資就是29元。
——我把道班當成了家，所以受了工傷也不會去說。有一次，工人把修好的鐵耙子拿給我看，問好不好？他不小心舉高了，砸在我嘴巴上，滿嘴流血，把我幾顆門牙都砸掉了，但我根本不當回事。
——男的干啥我就干啥。開荒種菜撿牛糞，義務給運輸站兵站送菜送吃的。
——星期天也不閑著。別人休息了，我還在路上巡視，如果累得實在彎不下腰，我就用腳，把路上的石子一個個踢下去，以防傷到車胎。
——年年是先進集體，年年是紅旗班，年年是優秀個人，旗子和獎狀掛滿了墻面。
“巴西阿姨，聽說當時的公路上并不太平。”
巴西老人：我這里有個材料，西藏平叛前后，叛亂武裝在川藏、青藏、黑昌公路線上，對養路段、道班、運輸站和往來車隊襲擊55次，被擊壞汽車8輛、燒毀汽車2輛，拉薩至昌都的公路橋梁幾乎全部被燒毀。交通民兵在自衛反擊戰斗中，英勇迎戰，擊敗叛匪，贏得勝利。在反叛亂中，公路交通部門有46名職工犧牲，他們用鮮血和生命，保衛了國防公路運輸線。如我們老家附近的覺雍遭遇戰：那是1956年9月，昌都運輸總站汽車一隊21輛汽車滿載著汽油、機油、隨車乘客警衛和司機共28人，從江達轉運站出發去昌都。19日上午10時，在接近覺雍處突遭襲擊，叛亂分子向車隊進攻，左右兩邊山上機槍、步槍火力交加。車隊人員向叛亂分子還擊，先后擊潰400多叛亂分子，迫使叛匪撤出戰地。戰斗勝利結束，車隊駕駛員高連祥、劉洪智等3人犧牲，7人負傷。還有草原英雄、索宗養護段工人布德也是我們道班人的杰出代表，我們應該為此而感到自豪。
“當時的道班設置是怎樣的？”
巴西老人：康藏、青藏、中尼和拉亞公路建成通車后，每10公里設一個道班，養護工人在10人左右。當然我們這個道班始終沒有滿編，人員最多的時候也沒有到兩位數，但活兒得照樣干。西藏平叛改革期間，公路通車里程增長較快。但大多數公路是緊急搶修通車或是急造公路，標準低，未設道班，聽說是由各地區計經委雇民工進行季節性養護。“七五”開始，國家對國道西藏境內段進行逐步改建。在青藏公路第二次改建時，每30~50公里設一工區（大道班），工人約30人。“七五”至“九五”期間，拉薩至貢嘎、貢嘎至澤當、中尼公路曲水至大竹卡、大竹卡至日喀則、川藏公路拉薩至林芝、滇藏公路邦達至昌都等公路改建后，均設置工區。2000年底，全區通車里程25300公里中，設養12468公里，設公路養護段（隊）49個，工程隊4個，道班（工區）669個，渡口2處。
“當時的道房建設是怎樣的？”
巴西老人：20世紀50年代初期，一個道班10個工人只有一頂或兩頂單帳篷或四面透光的木頭棚子，一口鍋。1960年后，有了簡易房屋，睡地鋪、睡通鋪，蹲在地上吃飯，坐在鋪上開會、學習。道班工人們的生活、工作條件極為艱苦。高原上水燒不開，飯煮不熟，有些地方還缺飲用水和燃料。1960年后，國家投資陸續修建養護工段房和道班房，是干打壘式的土坯墻、鐵皮頂。中央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后，由交通部發起的全國交通系統為西藏養路工人“送溫暖”活動，為西藏援建道班房156座，用上了電燈，安裝了電視，改善了西藏道班養護職工居住條件。
“你們的生活條件怎么樣？”
老人的獨生女兒巴永說：父母因為工作忙不方便帶我們，因此設有道班工人托兒所。我記得托兒所里發現一種發黃的饅頭。因為托兒所建在遠離道班的村莊里，村里的半大孩子們也餓呀，惦記著這個誘人的饅頭，用“東道主”的優勢過來“看我們”，遠離父母的孩子們非常懂事，很知趣地自己吃一半，給村里的孩子分一半。
由于衛生條件差，巴永頭上身上都是虱子，母親來看她，把一盆汽油澆在她頭上，汽油的強刺激性使虱子、虱蛋紛紛從頭發縫里沿著耳廓、額頭滾滾而下，再用溫水一洗，“腦袋算暫時干凈了”。
父母實在想她們時就會請每周通一班的（德格縣）郵車和來來往往的軍車司機，把孩子們捎到道班來，那是她們最高興的事情。但是工作忙起來，父母們把孩子往公路邊一丟就顧不得管，巴永的一個小伙伴就是這樣被汽車軋死的，給母親內心造成很大創傷。
退休后，女兒帶著巴西老人去了五臺山、九華山、峨眉山，但老人最希望去的是革命圣地延安。
老人說 ：“女兒真的帶我去了延安，看到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住過的窯洞，反觀延安今日的巨大變化，我哭了！今年我92歲，年齡也大了，但身體很好。姐妹們說你長年辛苦修路，幫助別人，積下了福德，所以一定會健康長壽。我，特別高興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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